西周最大青銅器大盂鼎：鼎身銘文是勸人戒酒？

　　我國歷史源遠流長，為了研究流傳千年的歷史從歷史學當中衍生出來一個分支——考古學，而考古學不只是到了近現代才出現，而是自古代時期就已經存在了，只不過名稱不同，在古代人們稱之為“金石學”。

　　金石學又不同于當今的考古學，只能說金石學是考古學的前身，而考古學是更加豐富完善的系統。金石學以古代青銅器和石刻碑碣為主要的研究對象，特別是上面的文字銘刻和拓片。

　　金石學形成于北宋時期，到了清代得到了發展，有了一大批金石學大家。而潘祖蔭則是晚清時期的金石收藏大家，他歷經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三朝，精通經史子集，尤愛青銅器。為何要介紹金石學大家之一的潘祖蔭呢?

　　因為潘祖蔭得到了一件金石學家都想得到的寶物——大盂鼎。潘祖蔭欣喜異常，與張之洞等人仔細琢磨發現銘文上確實顯現的有西周貴族“盂”的字樣。大盂鼎可是國寶級文物，有著數千年的歷史。

　　大盂鼎是迄今為止發現的西周最大的青銅器，它是在道光年間從陜西岐山縣出土。史書記載，在三千年前周人就是居住在陜西岐山之下的周原，由此可見，大盂鼎正是在它的老家出土。

　　大盂鼎的文化價值不僅體現在它鼎體本身是一件保存千年的文物，而且它還極具藝術價值，大盂鼎鑄有一對立耳，其腹部深而鼓起，腹上還有曲折角獸面紋飾，略呈蹄狀的三足上則是外卷角獸面紋飾。大盂鼎能在千年之前便有技術將金屬鍛造成如此精美的紋飾，不得不承認古人的大智慧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最重要的是，大盂鼎內壁還鑄有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的銘文，全文筆觸圓潤深厚，內含筋骨，且布局整齊，風格雄健莊重，被認為是西周成、康時期所知金文中書法成就最高的一篇，因此受到了書法家們普遍關注。

　　這些銘文最大的價值在于它為當今的人們展現了些許數千年之前，西周的人們是怎樣的一個生活面貌。

　　大盂鼎的銘文記載了康王對臣屬的忠告，要求盂牢記商朝因為酒而王國的教訓。其整體內容分為兩部分，主要內容是康王在宗周對器主人盂的告誡。

　　首先是追述了文王受天命，武王繼承父業，最終代商自立的業績，認為先祖們就是專心理政，不沉迷于喝酒，不飲酒鬧事所以才收到上天的保護;認為殷商的滅亡就是因為大小官員沉湎于酒而致使天命喪失、國家滅亡。同時康王又告誡盂要認真做事，管理好軍隊，輔佐君主治理天下，做好一名合格的好臣子。

　　大盂鼎所體現的內容真實地反映了西周當時的社會情況，對于研究西周的政治制度、社會風俗有巨大的史料價值。這些銘文內容雖然與例行告誡之數無甚區別，但是卻清晰向當今的人們展現出西周統治者對過度飲酒的反對態度。

　　試想，在三千年前的西周，都已經明白過度飲酒會耽誤政務的道理，而數千年之后的人們仍然有些“大膽狂徒”喝酒鬧事、甚至是酒駕，最終害人害己。俗話說“不聽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”，這句話應用于此也是非常恰當的。